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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监管工作透视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8-07-24  

矿产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矿产资源节约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既是深化资源开发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那么,我国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现状如何?推进我国矿产资源节约工作的难点在哪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推进矿产资源节约工作?

我国矿产资源节约水平现状:开采水平总体处于高位区间;选矿水平稳中有升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在生产流程上可分为采矿、选矿阶段。开采回采率和选矿回收率能从具体生产环节表现矿产资源节约水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经济指标能全面反映地区或企业的节约水平,以及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的宏观水平。

一是矿产资源开采水平稳定,总体处于高位区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使得我国主要矿山的开采品位(有用组分含量)逐渐降低,开采深度逐渐加大,矿体形态变得复杂,但由于近10多年采矿工艺及设备技术进步,我国矿山开采总体稳定在较高水平,其中铁矿回采率保持在80%以上,铅、锌、锡、锑、钨等有色金属回采率超过90%。

二是选矿水平稳中有升,个别矿产提高显著。我国矿产资源采出品质整体不佳,矿山入选品位普遍大幅下降,以铜矿为例,2015年我国铜矿采出品位为0.54%,比2006年下降0.38个百分点,降幅达到41.8%。在原矿入选品位降低、可选性明显下降、精矿产品等级品位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我国矿山选矿回收率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提高。2015年我国主要固体矿产选矿回收率分别为煤65.9%(入洗率)、铁78.9%、铜85.2%、铅86%、锌 89.6%、金90.9%,较2006年平均提高了3个百分点,在提高资源回收的同时,降低了有价元素对土壤、水体的潜在影响。
技术装备是影响矿产资源选矿水平的最核心因素。2008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选矿工艺技术和装备不断进步,国内大中型矿山技术装备、智能和信息化进步明显,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促进了选矿水平的提高,我国铁、铜、铅、锌、金、磷、石墨等重要矿种的选矿回收率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水平,矿产资源选矿水平总体也较为稳定。
三是综合利用经济系数波动较大,政策驱动明显。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经济系数受政策影响较大,矿山自身尚未形成持续自主的发展模式。2012~2013年受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专项、综合利用专项规划等政策刺激,我国矿业综合利用经济系数出现较明显提高。2014~2015年受市场因素、政策支持力度降低影响,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矿产企业综合利用经济系数几近腰斩,矿产企业综合利用效益空间压缩,综合利用工作压力增加。
制约我国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的主要因素有资源环境、技术水平、成本市场、监管政策等
我国矿产资源实现节约利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资源环境、技术水平、成本市场、监管政策等。其中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的成本和市场形势是影响矿山企业推进资源节约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但从政府管理角度出发,政府监督管理是实现技术水平提升、企业履行资源节约责任和降低节约利用成本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导向。
资源禀赋和市场因素制约资源节约利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矿产资源普遍存在矿脉埋藏深、矿石品位低、嵌布粒度细、共伴生元素多的特点,开发利用难度大。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与2006年相比,全国重要有色矿产品采出品位降幅达17.3%,除锑矿外其他主要有色金属均出现较大幅度降低,如铜矿2015年出矿品位为0.5%,远低于2006年的0.9%。同时,行业不景气制约了资源开发的积极性。

采选关键技术约束导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遇到瓶颈。矿山高效与综合利用技术一直是实现节约资源的核心制约因素。目前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的技改难度在逐步加大,高附加值产品不多,低品位矿的利用不充分,资源利用效率还不够高,部分难利用矿产资源在后续加工利用中仍然难以得到有效利用。目前综合利用率的提高与成本的降低进入到“滞涨”期,亟需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来改变综合利用率提高导致成本提高的问题。

税赋及征税标准的趋同造成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难以落地。目前我国现行有大量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财税优惠政策,但由于矿业领域缺乏独立公正的资源节约利用认证标准和单位,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行为无法准确认定,使企业使用优惠政策时“有路无门”,导致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缺乏可操作性。
新形势对矿产节约利用监管工作提出新要求
一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进一步巩固工业化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尤其是强化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将成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举措。
二是传统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转变。核心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走上一条科技创新、资源节约、循环经济之路。
三是行政方式向“底线”与“服务”并重发展。过去,我国资源开发利用政策常聚焦于强制或激励资源开发者实现既定目标;生态文明背景下,对于资源节约与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政府应采取底线思维,实现刚性要求;同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建设服务型政府势在必行。
四是抽样监管向“大数据”监管发展。
那么,在生态文明建设驱动下的矿产资源节约利用如何实施更有效的监管呢?
一要严格矿产资源节约利用准入门槛。将用途管制扩大到矿产资源领域,明确合理开发要求,防止不合理的矿产开发活动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三率”(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标准,切实将矿产资源“三率”等指标纳入开采准入条件,严格禁止高污染、严重浪费资源和缺乏综合利用设计的矿山开发利用资源等。
二要建设矿产资源节约利用实时监测平台。借鉴国外矿山监测经验和国内环境污染实时监测经验,发挥科技监管优势,在当前国内大中型矿山已有监测设备、生产台账的基础上,设计智能矿山计量(质量、品位等)检测系统,将矿山生产管理系统的关键数据整合接入监测系统。改善数据管理方式和架构,使之与大数据技术工具相适配。建立全国联网统一的矿山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系统,实时掌握节约利用基础数据,通过“互联网+动态监测”,完成长期性大数据积累等。
三要提高政府主导的先进技术交流服务水平。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扶持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引导鼓励大型矿业集团建立面向全球的专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保护技术创新行为,为矿业技术创新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提供有利环境。政府部门应积极参与并支持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开展技术交流活动等。

四要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财税政策。财税政策应成为政府调控的最主要手段,可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结论或节约利用实时监测平台数据,联合财政、税务等部门针对性出台相关政策,实现矿产资源节约利用财税政策的精细化调控。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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